其他力量妨碍秋菊的上访，他只是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但却从未阻止秋菊的行动，所以，也许是我用心不善，我认为这是电影对于人性的夸张表达，秋菊讨要说法的执着被放大了，村长手中的隐性权力也被单纯化了，更多的冲突矛盾被简单处理，因此影片中人们的生活姿态是导演选择性的表达，是一种柔和的呈现方式，而现实中恐怕要更加僵硬。

当然，我更喜欢这样柔和的讲述和这样温暖的人群关系，执着得很美丽。

这部电影产生的节点恰好是90年代初，电影中的画面让我想起儿时的小城岁月，温暖，纯净。

城市的发展似乎注定要伴随着一些人的消失。

现在再难觅“看自行车”

的人的身影了，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里唯一的电影院前，总会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认真地检查自行车辆，后来去的多了就和大爷很熟络，每次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亲切。

后来随父母辗转各地，去的城市越来越大，却也越来越难以建立这种亲近的关系了。

我想那个老人应该和城里的很多景物一起消失了，不知散落何处。

张艺谋1992年拍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完美，基本上是惩恶扬善，也算是给1992年的公民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司法教育课。

正如那个代理律师说的，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就跟公安的行政协调不一样。司法是不讲究人情的，它只涉及程序上公平与正义。

所以好人局长会被告。本质不坏，而且有恩于秋菊的村长也会被行政拘留15天。尽管秋菊直到最后都没要到一个“说法”（实质正义），但全面的认可程序正义，是近代法制的重要进步之一，事情发展至此，也已经再无“说法”，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心里不认错，再怎么逼迫或者惩罚，他在心里都可以不认错。某种意义上，秋菊要得”说法“（村长诚心道歉）永远都得不到。

而我在意的是，故事里面除了村长外，其它的政府行政人员，公检法人员的形象居然大都十分正面，那个村里的警关还愿意自己掏钱买点心来息事宁人，更别说那个站着跟秋菊一起吃午饭的市公安局局长了。

因为这基本上在2011年的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这片子在目前看来并不是个现实主义作品，而更偏向于了魔幻现实主义。

如果在那个时代，小乡村的行政权利堕落还仅仅限于村长为了面子而拒绝道歉的话，我们生活在的现实可能会如同“光荣的愤怒”里面，村支书光荣的台词:‘这个村子已经烂到根里面了。‘

所以如果让我来重写这个故事，那么便是村长直接踢得秋菊男人丧失生育能力，秋菊去乡公安反应情况，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当夜回家时就被由串通好了的乡长以及乡公安指使的打手打出了一个流产。

秋菊去县公安反应情况，再吃闭门羹。回来时发现乡长带了一队拆迁队把他们家房子给强拆了。

全家人都责怪秋菊惹事，丈夫也闹着要离婚，可秋菊下了狠心要去上访，结果村长受到消息，通报了上头，县领导“高度重视”，带着一队警察跨省追捕，把秋菊抓回来之后直接关到市里面的精神病院里面去。

结尾同样是秋菊迷茫而执着的面部表情大特写，只不过背景是贴着雪白瓷砖的精神病房内了。

中国人好面子。秋菊的不依不挠其实只为村长的一声对不起，可是村长毕竟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呀，那么容易就低头认错了，以后在村子里说话还有谁听呀？然而秋菊说：“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去？”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于是官司就打起来了。

要说当地的执法部门还真是耐得下心来，芝麻大一点事，告到哪一级公安局都没有懈怠，依法办事的结果却总是难得尽如人意。

为什么？

法律只负责给秋菊赔偿，却并没有保证要给个说法。

中国的乡村社会还是个人情社会，而司法却是只**理不讲人情的。

到最后，村长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盛意邀请村长去吃孩子的满月酒，两家恩怨一笔勾销了，村长却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样的结果，既不是秋菊原先所要的说法，也不是她现在所能理解的。

可见，人情和法理的冲突，在中国的农村，还是很明显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传宗接代这一观念在中国农民那里的根深蒂固。当时应该是刚推行计划生育不久，村长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儿子，秋菊也一再强调村长踢人可以，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害怕的也是自己头胎生的不是儿子。及至儿子生出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纷纷跑来道喜，足见大家对儿子的喜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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