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在一个单位里，他要对工们们的安全拿自己的整个灵魂放进去地关注工人们的安全健康！

可我们的厂长却是这样说一句你们上船台跳板时‘小心一点’，就算是对安全生产的关心了？

就这样说一句这种不痛不痒的话，不做实际质性的安全工作，就算对工人们的安全健康负责了？

我们还是国家，本来对工人们就应该特别重视和关心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却还不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工厂的厂长！

我们不觉得惭愧吗？

厂长听了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声不响。

周处长又继续望着他说：“厂长同志，你刚才讲的过去大家走上走下都没有出过什么事故，这都是侥幸的。不出事故是暂时的。出事故是必然的。也可能一年两年没出事故，但出一次事故你就够了，大家小心翼翼的不敢上跳板，到那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像这次一样死了人，再给你挂上‘安全生产问题严重单位’的牌子，让你的工厂和全体员工都搞得灰留留的。大家心里都阴阴的，你说你们工厂生产能搞得好吗？”

到这里厂长被说得脸红红地低下头去。良久他抬起头来长叹了一口气，‘我也知道做护栏的好处，可是做护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用很多钢材和练条等大批材料，还得耗费许多工时，一只船造好。把它拆了，一只船上船台又要搭。要花费很多物资和人力的。’

周处长听了生气地说：“可是从高空摔死一个人。要损失多少呢，这笔账你有没有算过？”厂长只是沉沉默拨弄他手里的那支铅笔。

周处长又对他说：“除了一个工人因工伤死了，先要拿出一笔抚恤金外，工伤逝世的家属，他妻子顶替他工作不算，还有两个孩子要培养他们到十六岁，得要花多少钱？这笔帐你有没有算过？那就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吧？你做些跳板的护拦不过花个几万元钱就了不起了，几万元和几百万相差是多少？这样简单的账你们难道也不会算一算吗？更何况。对于工人家属来说，给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他们没了丈夫和父亲一辈子的痛苦和失落！

“再说要是老从船台上摔下来，工人们走在跳板上都小心翼翼的。你们夏师傅在船台上死了后，听说夜里在船台上工作的工人家属悄悄地在船台上做羹饭，烧锡簿，都搞得家属们人心枉枉的了。这样的气氛以后还怎么叫工人在船厂台上安心工作呢？

厂长听了呆呆地望望周处长等检查组同志还是不吭声。

这样情况，检查组的劳动局安全监察组周处长等决定还是不回去。他给厂长讲你们厂里这次事故性质很严重。我们还要在其他方面再看一看。晚上就宿在厂里了。

晚饭以后，包安良来到白天来过的船台区，他听工人们说晚上有人在这里船台区做羹饭祭奠在船台上死的亡灵的，看看今晚还有没有人来做羹饭？

他就悄悄地来到船台区。

今夜的船台区没有做夜班，静静的。

也没有雪白的探照灯，白天叮当起差的敲打铁板和烧电焊声也没有了。

只听见海边浪涛哗哗地拍击着岸边的声音。

包安良一个人独自悄悄地来到船台区的海边。

这地方晚上他以前也来过。

当时姜玉强还在。

他是在一次来看姜玉强时到这里来的。

老姜说，这海里有卢鱼，可以在码头边上去钓。

那晚他们向钓过鱼的工人借来两杆钓鱼杆，当时在码头边他和姜玉强一人提着一杆钓杆，钓了半夜钓了两条大卢鱼，他们在姜玉强的宿舍里烧好了，还打来两斤黄酒。

和驾驶班的工友们就着刚钩上来的红烧卢鱼，吃得好开心。

可是没有想到老姜这样早就走了，只剩他的家属在厂里顶替。

他在这里缺了一个亲密的战友，心里不免有点凄怆。

走着走着只见前面来了几个人。

安良想想好生奇怪，这么晚了还有人来到船台区，难道是来做夜班的，可是看看样子又不像。

这时那几个人悄悄地走来，安良躲到一艘大船侧边去。他想看看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又是来做羹饭的？

一会，见几个人隐隐约约地走过来，待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手里各自拿着一只篮子，然后来到船台后面，在地上摆开一张布，然后她们从篮子里搬出一碗一碗吓饭来，一会又在那里点起了蜡烛和香。两个妇女先后伏倒在地扑扑地拜几拜，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嘴里还悲怆地叨念着什么。安良正想走过去看看。

忽然一阵轻风从他前面吹来，他见另外两个人一前一后到祭奠的地方去。

看见他忽然迟疑下来，一个人看了一下安良说：“我们慢点到妻子地方去吧，你看这里正好有个劳动局的干部在。

听说这个人是包公的后代，常常像他太爷爷包公那样，为民请命，为屈死的人申冤，我们死后厂里不算我们工伤致死，也不给我们抚恤，让我们的妻子只做一个家属工。

我们今天乘这机会何不向这位包公的后代说一说。

如果他能为我们伸雪，我们在阳上的妻子也可以顶替做个正式工，不用再做家属工当临时工了，”

另一个望了一下安良说：“哦，他是包公后代？

那我们先给他说说看，妻子的羹饭等下再来吃。”

于是那两人就来到安良前面，对安良说：

“这位你是包安良师傅是吧？

据说你是包公的五十六代孙？

你是劳动局的干部。

也是人间安全部在阳上的顾问？

今天你们为朱师傅的事来到这里，我们感到真是难得！

我们真是感到高兴！

包师傅。

你们来为朱师傅伸雪冤情了！

他是死得凄惨呀！

本来他在车间里就不应该来船台工作的，你们来了看到了，这船台上的跳板光溜溜的，没有一点遮拦，就这样让我们工人在光溜溜的跳板上上上落落会不出事故吗？

包师傅，你没有看见吗？

我们的妻子正在这里祭奠我们呢。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顺便告诉你，这里高空坠落的事故，何只这一次呢？

我们两个人也是从这里摔下去死的。

只是当时一时没有死，过一个礼拜后在医院里死的。

工厂就瞒着不向在上面报，说我们是病死的。

当时我才二十八岁，我身体棒棒的什么病也没有，我怎么会在一个礼拜天就死了呢？

还有赵师傅也是这样。

他从船上摔下来，五天后就死了，说他他是心脏病发作而死的，这两起事故厂里都没有报过。

都说我们是病死的。

当时只给我们一次性几百元丧葬费，什么抚恤也没有。

现在我们的妻子只好在这里做点家属工带着了个孩子苦渡光阴。

你看，她们现在在那里祭奠我们，她们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做点家属工，一天只八角钱。

生活好苦呀。

我的父亲是个农民，爷爷年纪大了，已经不会劳动，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苦难生活，家里无力照顾她们。

厂里也不顾不管。

他也是这样，他妻子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一个幼小的女儿。

也早就送给了人家。

她们的日子过得多苦啊！

我们真的好委屈呀，我们的老婆孩子们好苦啊！

----”

安良对他们说：“你们生前是那个班的？都叫什么名字？你们真的也是从这里的船台区摔下去的吗？”

那两人的一个说：“我叫李小冲，生前是装配班的，他叫王一平，生前是电焊班的。都把我们当作生病而死。而这样一来，什么抚恤也没有，你说我们家属多么吃亏呀！害得她们到今天只能做点临时工。什么待遇也没有。我们这不是太委屈了吗？希望你无论如何要约给我们做做主呀！不然我们的家属太苦了-----那边我们的妻子还在为我们祭奠，难得她还常记挂我们―――――”

安良正想问他们一些什么，只见一阵风过去两人就没影了。

包安良慢慢走到做羹饭的地方来。

只见一个二十几岁的妇女站在一旁，一个三十几岁的妇女，在腊烛前面的地上还哭涕抹泪地拜伏着念念有词地在诉说着什么，当他悄悄走过去时，那跪拜的妇女吓了一跳抬起头来大声地问“谁？”

安良说，“是我，我是从劳动局来调查事故的。”

那妇女听了，恭敬地对他说：“呵，原来是市里来的干部啊，我们听说了。

你看厂里又死了一个人，真是作孽啊！

同志，你知道吧，厂里何只朱师傅一个掉下来呢，去年我丈夫也是从这里掉下来的。

都已经一周年了，没想到又是一个。

我想我孩子的父亲他的阴魂还在这里呀，所以我来做做羹饭叫他别在这里找替代了，他应该去投胎转生去。

唉，这个厂弄不好的，一年一个，一年一个啊！

经常摔死人，厂长就是不舍不得钱装跳板护栏，拿工人的命不当命啊！

这个该死的瘟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