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顿时如被冰手揪住一般，这样看来，有人进我的办公室了，而我那份千金难求的协定，可是摆放在桌子上呀！我疯狂地奔上楼梯跑向走廊，走廊里不见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室内也没人，全都和我离开时一个样，只有那重要的、舅舅交我保管的文件原本，从桌子上不翼而飞，只留下了抄本。

福尔摩斯笔挺地坐在椅上，揉搓着自己的双手。明显，此案引起了他的兴趣。“请问，你当时怎么办了呢？”我的朋友福尔摩斯低语道。

“我马上想到盗贼肯定是从侧门上楼的。如果他从正门上楼，那我正碰上他。”

“你确定，他不是一直藏在室内或走廊里吗？走廊的灯光不是很暗吗？”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是室内或走廊，就算是一只老鼠也藏不了的，根本没有藏身的地方。”

“谢谢您，请接着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惊恐的样子，明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就随我上了楼。我们两人沿着走廊，向通往查尔斯街的楼梯跑去，但见楼底下的侧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俩推开门冲了出去。我在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9点45分。”

“这一点很重要。”福尔摩斯说着，就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晚天色漆黑，天空还下着小雨，查尔斯街空荡荡的不见一人，但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一如既往，行人车辆连续不绝。我们光着头，就顺着人行道奔跑过去，发现在右侧拐角处站着一个警察。

‘发生了盗窃案。’我大喘着气说道，‘有人从外交部，把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偷走了。看见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先生，我刚站在这里一刻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仅有一个人高个子老妇人经过，她披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老婆。’看门人大声喊道，‘没看见其他人经过吗？’

‘此外，就没有一个人了。’

‘那么小偷肯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看门人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但我并不相信，而他好像希望将我引开，反增强了我的怀疑。

‘那个妇人是向什么方向走的？’

‘先生，对不起，我不清楚，我只是注意到她走了过去，但我没有理由去盯着她。她好像很匆忙的样子。’

‘有多长时间了？’

‘哦，没几分钟。’

‘不到5分钟？’

‘是的，没有5分钟。’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眼下每分钟都很关键。’看门人不满地高声喊道，‘请相信，此事绝对和我老婆没有任何关系，赶快去这条街的左端吧！好吧，你不去那我去了。’他说着就向左方奔去了。

不过，我立刻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我住布里可思敦的艾维巷16号。’那个看门人回答道，‘费洱谱斯先生，但是你不要被假线索迷住耽误时间，我们去这条街的左端，看能否探听到点什么信息。’

我想，他的建议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和他还有警察迅速赶了过去，但见街上人来车往，每个人都期望在这阴雨之夜及早赶回家，根本无人顾得上告诉我们谁曾走过。

我们于是又折回了外交部，将楼梯、走廊全搜查了，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有一种米色漆布铺在了通向办公室的走廊上，如果出现脚印是不难发现的，但我们很仔细地检查过，丝毫不见一丁点儿脚印的痕迹。

“那晚一直在下雨吗？”

“雨差不多是从7点钟开始下的。”

“那个女人是在大概9点钟前后进到室内的，靴子肯定是带有泥水的，怎么可能未留下脚印呢？”

“你指出这一点，我真是很高兴，当时我也这么想了。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即在看门人房内脱下靴子，然后换上布拖鞋。”

“知道了。就是说，当晚尽管外面下着雨，室内却没见到脚印，是吗？这接连出现的情况确实很重要。你们接下来又如何做的呢？”

“我们也将室内仔细检查了一番。这房间绝对不会有暗门，地板上铺有地毯，也绝对没有地道门，普通白灰刷的天花板也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窗户距离地面差不多30英尺，而且窗户从里面上了插销。我敢以生命担保，不管是什么人偷走了我的文件，他也唯有从房门逃走。”

“壁炉的情况如何呢？”

“办公室内没有壁炉，仅是一个火炉子。我写字台的右边就是电铃，如果要按铃的话，任何人都必须得走到我写字台右边来按。但是窃贼为何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棘手的疑团。”

“这件事的确非同一般。你们接下去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我以为，你们仔细检查过房间，是否发现那窃贼留下了什么痕迹，比如烟蒂、夹子、落下的手套或是任何小物件？”

“没发现这一类的东西。”

“是否闻到什么特别的气味？”

“唉，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些。”

“哦，在调查这种案子时，就算发现一点儿烟草气味，它的价值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一般的。”

我从来不吸烟，房间如果出现一点烟味的话，我会很敏感地闻出来的，但那里没有一点儿烟味。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老妇人，是唯一确凿的事实。她是从那里匆匆忙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此事也解释不清，他仅仅是说他老婆平时回家就是在这个时间。警察与我共同认为，假如的确是那个女人拿了文件，我们就要趁她未将文件出手，及时将她逮住。

这时候的苏格兰场已接到报警，福布斯侦探迅速赶来，全力投入到了此案中。我们租了一辆双座马车，用了不到半小时工夫，就来到了看门人说给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姑娘为我们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大女儿，她的母亲还没到家，我们被她请进了前厅等候。

过了10分钟，有人敲门。此时我们犯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对这点我唯有责怪自己。那就是我们让那个姑娘去开门，而没有自己亲自去开门。我们听到姑娘说：‘妈妈，家中来了两个客人，正在等你呢！’紧接着，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入过道。福布斯猛然推开门，我俩马上跑进厨房也就是后屋，但是那女人已经抢先进去了。她双眼充满敌意地看着我们，后来，她一下子认出了我，脸上出现一种很诧异的表情。

哦，这不是部里的费洱谱斯先生吗？她音量很大地说道。

‘嗨，你把我们当成哪种人了？为何躲开我们？’我的同伴福布斯问道。

‘我以为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发生了一点纠葛。’

‘这理由不充足。’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据断定，外交部的一份重要文件被你拿走，而后跑到这儿处理它。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到苏格兰场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并进行抵抗，都不起作用。我们租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一起坐了上去。离开之前，我们对那间厨房先做了检查，特别是厨房内的炉火，看文件是否被她一个人到这儿时扔到火里了。可是，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我们到了苏格兰场，把她马上交给了女搜查员。我万分地焦急，终于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然而报告说文件没任何踪影。

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在此之前我只顾着找文件，根本没顾上想太多。

我一直坚信那份协定会很快找到，所以，我压根没敢想象假如文件真的找不到了会有什么后果。

但眼前既已一筹莫展，我就腾出空隙考虑个人的处境了，哦，真是太恐怖了。

华生，或许已对你提过，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性格胆怯又敏感的小孩，我的性格本就如此。

我一想到我舅舅与他内阁中的同僚，想到由于我的过失，带给他们的耻辱，带给我自己和亲戚朋友的耻辱，更重要的是这关乎重大外交利益，不该出现丝毫闪失。

我算彻底毁了，没有一丝希望可耻地毁了。

我不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我想我肯定是当着众人大闹了一番。

我恍恍惚惚只记得，我当时被一些同事围着，他们都竭力地安慰我。

后来，一名同事陪我一同坐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到沃金的火车。

当时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正好也乘坐本次火车，否则，我相信那位同事会一直将我送回家的。

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很周全，也的确感谢他如此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便已昏厥过一次了，在我回到家以前，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不难想象，当我的家人被医生按的铃声从睡梦中惊醒，目睹到我那副样子时的情景。

我可怜的安妮和母亲差不多心都碎了。

费里尔医生把从车站听侦探所讲的事情的经过，对我家人重述了一遍，但于事无补，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很快就可以治好的，因此约瑟夫就不得不匆忙地从这间可爱的卧室搬出去，将它改为我的病房。

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躺了9周多了，可以说是不省人事，脑神经出现严重错乱，这里如果没有安妮小姐和医生的关心，我恐怕现在也很难跟你们讲话。

白天安妮小姐精心地照看我，晚上由雇佣的一位护士专门守护，由于我神经病发作的时候，任何事都做得出来。

我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但也就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好像已经彻底恢复，不过有时，我甚至觉得还不如不恢复呢！

我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发一封电报给经手此案的福布斯先生。

他很快来到这里，然而他向我说明，尽管用尽各种办法，但依然未发现丝毫线索。

他们使用各类手段对看门人与他妻子精心检查，也没有将事情搞清楚。

于是，警方又把疑点落到了我的一个同事戈罗特身上，年轻的戈罗特就是那晚下班之后在唯一在办公室里加班的人。

其实，他的疑点只有两处：其一是他离开得晚，另外一点是由于他的法国姓名。

但是，我在他走之前并没开始抄那份协定；不错，他的祖先是属于胡格诺派教徒血统，然而他不论在情感和生活习惯上，和你我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是英国式的。

不管怎么说，把他牵连进去是缺乏任何确凿依据的。

于是这桩案子至此，也就被悬搁起来了。

啊，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假如你让我不能如愿的话，我的荣誉、地位甚至是生命，就将永远被断送了。

因为谈话时间过长，病人显得很疲乏，就斜靠在了垫子上，护士及时帮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沉默地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且头向后仰，在不熟悉他的人看来，好像显得精神不振，但是我清楚他此时正在急速地思索着。

“你讲得非常清楚。”福尔摩斯终于开口说道，“我需要了解的问题已不多了。不过，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需搞清楚，就是你执行的这一项特殊任务，有没有告诉过谁？”

“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比如说，这里的安妮小姐你也没说过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与执行任务期间，我没有回沃金。”

“你的亲友中，没有谁碰巧去探望你吗？”

“没有。”

“你办公室的路径，你亲友中有人清楚吗？”

“噢，是的，那里的路我都对他们说过。”